在浩浩历史长河中，时间总会铭记一些人，或是名家，或是伟人。他们的事迹彪炳千古，为世人所传唱。
而有些人，即使时间暂时遗忘了他们，而在历史的最深处，还遗留着他们的痕迹。
比如这位神秘的友人——乐天宇。
饱受酷刑，他在这离人世千里、隔地狱一步的牢房里，一坐就是三个年头；陪朱总司令三上烂泥洼考察，在总司令建议改名为南泥湾之时，与毛主席商量后亲自下达开垦南泥湾的命令。他是我国最早走进农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投身农民运动的革命家。他的“官”越作越小，对农林科学的贡献却更受重视。毛泽东写诗赠他，他却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
台上，曾松亭老师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个坚强不屈，机智勇敢而又醉心学术的身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难以体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却无法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徜徉的苦痛，也无法感受国运衰微之际力不从心的哀叹。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从这些许的事迹里，一点一点探索那个年代的秘密。
“对乐天宇来说，历史总让他和毛泽东擦肩而过。”井冈山起义之时，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正酣，前去找朱毛是不可能了。地下党呢？宁远特支散了，地下省委的联系早就断了。他孤立无援，只身脱离险境。后来，他去了农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怎样建设新中国的宏观理念上，毛泽东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苏联模式”，选择了一切以苏联为榜样的“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了城乡百业最时尚的口号。三校合并后的北京农大，当然毫无例外地要“向苏联学习”。作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党总支书记，乐天宇第一件要务便是“打烂重做”。乐天宇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几块，或者分成几段，才够使唤。他是一个敬业而又负责的人，合并后的农大逐渐开始井井有条。
而落脚到学术之时，他却开始走向了人生的下坡。农业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就是遗传学。而他曾经的演讲，无形中在中国农学界把米－摩两个学派推到了对立的位置上。不久，李景均公开批评他的说法，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衍生。后来，李景均教授出走，“转系事件”的发生，“农大问题”全面爆发。人无完人，乐天宇的偏激无疑决定了这些问题发生的必然性。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长文。此文五分之二的篇幅是批判乐天宇的。一篇文章评说了乐天宇在农大的一年，也决定了他此后三十年的命运。
“农大风波”表面上就这么平息了。但是，它的余波，却仍然在遗传学界震荡着，甚至对整个学术界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种关于学术问题的动荡，直到1956年青岛会议才有所改变。乐天宇自始至终没有开口。他每天都认真地听着科学家们的发言，脸色凝重。他想得很多。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他非常清楚。中国革命的道路更为曲折，他更加清楚。可中国科学发展的道路，竟然也是这么曲折，却是他以前始料不及的。原来，他以为自己总是对的。结果，那场失误恰好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感到非常痛心，感到深深的自责。他似乎认识到自己是不适宜于做任何领导工作的。
1962年秋，乐天宇带着一个五人组成的科学考察组，来到了九嶷山。但是九嶷山已经非复当年模样了。眼前的情景，拨动了乐天宇的心弦。毛主席在延安和他谈话的情境，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总是忘不了毛主席想到九嶷山来看看的愿望。至此，他写下一首诗赠与毛主席，主席看后哈哈一笑，即提笔回诗一首，即为今天的《七律·赠友人》。
原诗题本是《七律·答乐天宇同志》，而经历人生浮沉的他，早已习惯了默默无闻的平淡日子，于是在郭老修改装订之时，他亲手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我曾认为，一个人的功过，应交与历史去评说。而对于乐天宇同志，他也许不算是伟岸的，甚至，像这样有所为“历史污点”的，很多时候人们往往遗忘了他们的曾有的功绩。没有人有权利去定义一个人，我亦是。但我们所需要的，即是正视历史。历史的选择，永远是值得尊敬的，例如毛泽东，例如乐天宇，又或是说，许许多多应该被记住的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