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长征】长征，点燃民族的希望

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寻甸县。3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家祥等中央领导，进驻柯渡镇丹桂村，就在这里做了强渡金沙江的部署。在进驻这里的三个多月以前，在寻甸县北面直线距离不到500公里的贵州省，召开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次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云贵高原地形之险，没有亲自到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云南十八怪”的说法里，有一句话叫作“火车没有汽车快”。地形实在太险，成昆铁路的很多路段，连人似乎都可以追赶上火车。——而现在修建的高铁，几乎都是桥梁连着隧道，（贵广高铁超过70%都是桥隧）。从贵州到云南这一段长征路，还有市镇和村庄，还有不少人口，顺着河流形成的坝子（超小型冲积平原），也出产庄稼粮食，贵州的茅台镇一带，甚至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以酿酒。过了云南西部金沙江以后，越往川北地区，人烟就越来越稀少。金沙江古代称为泸水，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在那个三国战乱的时代，金沙江那一带连避乱而居的人都很少，可见其原始荒凉。在1930年代，川西一带的开化状况，不会比封建时代强多少，要在如此艰险荒凉的茫茫大地行军，一边还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可想而知，长征路有多艰难。

与艰险道路相伴的，还有巨大的牺牲。遵义会议往前几个月（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有一场红军牺牲最大的湘江战役，足以说明长征的残酷。湘江战役，并不是发生在湖南，而是发生在广西桂林地区，国民党方面称为全州战役。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灵渠是湘江与漓江的分界）、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军阀）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从江西出发的红军，能够最终走到吴起镇的，除了无比的坚韧意志，很多人的生命，是用战友的生命换来的。长征到达陕北，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从延安再出发，前行还有无数的牺牲和艰险道路。

一个人，经历过艰苦磨难，没有被击倒，还能够奋发图强，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也是如此。经历过长征，经历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不再幼稚，放弃了所有幻想，不再依靠谁，从此中国革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对于共产党和红军来说，长征中最大的转变，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有了正确思想引领，此后再难的路，也不再迷失方向。经历过长征磨砺的红军，顽强的作风渗入基因。从此，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支作风顽强，能够面对一切硬仗的人民军队，终于锻造出炉。虽然后面还有无数残酷的硬仗，这支军队越打越壮大，最终收拾了整个旧中国大陆的破碎山河，立下不朽的历史丰功伟绩。

到达陕北仅一年时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年抗战，这支军队愈战愈勇，成为抗战时的中流砥柱。——仅以日本方面的历史资料显示，和八路军的战斗纠缠，就消耗了大量的陆军力量。此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还有各种边境冲突，不怕牺牲，顽强勇猛的作风，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武器装备不如人，仍然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屡屡创造现代战争史的奇迹。时至今日，“中国人来了”，仍然是一句分量十足的话。

有长征的惨烈经历，中国共产党从此不再迷信任何国际洋教条，也拒当任何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代理人，更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迷惑诱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写入党组织的基因。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抗战结束之后的“重庆谈判”，就没有落入国民党的“民主”算计中；建国以后，也没有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即使到改革开放以后，也能够及时抵挡住美国的“和平演变”。可以这么说，今天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精神，大多数都源自于长征的磨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成为全党上下的共识。与之相对的是同一时代的国民党，由于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磨砺，始终靠这个靠那个，始终没有摆脱天生软骨头的毛病，一路转进，一路失败，败退小小台湾岛之上，仍然直不起腰，竟然在和平年代，沦到几乎亡党的境地。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有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变成你强大的力量。 长征精神，不仅仅属于红军，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共产党，长征精神属于全体中国人，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要知道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大师级的知识分子沉溺于风花雪月，资产阶级满足于做洋人买办，各地军阀忙着割据内战，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兵临城下，整个民族从上到下，失败主义已经笼罩着一切。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给这个已经陷入绝望的民族，点燃了希望的火种，红色的光芒，从此照耀在这片久经磨难的大地之上。陕北延安，成为那个时代众多年青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包括很多出生于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义无反顾投奔这里。原因无它，因为在这里，唯一可以看得见民族的希望。埃德加·斯诺是一位美国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作了客观的评价，并且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过多次长谈，还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埋头写作几个月之后，《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报告文学诞生。这部作品，出版以后的反响极大，成为外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成为很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考书。

这里，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1944年，毛泽东读到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讲述写李自成进京之后，因骄傲自满和放纵部属腐败，导致最终失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并且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很显然，毛主席已经意识到，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在和平年代，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至于象过往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应邀赴延安考察，与毛泽东进行十多小时的谈话，提出来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受这场对话所感，毛泽东迅即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那一刻，他惦记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李自成。

是的，长征永远在路上。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来时的路，背叛了初心，变得贪婪软弱短视，我们的事业，就会走进历史周期律的衰亡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征精神，永不过时。